的领导对这一合资项目一直给予支持，廖承志还给旅游总局介绍了一个合作伙伴———陈宣远。陈宣远早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后来到美国定居，具有饭店管理者和建筑师双重身份，当时拥有美国加州旧金山的帕罗沃特、拉吉娜、帕萨迪娜、希尔顿等4家假日饭店和一个建筑事务所，对饭店的建设、经营和管理都颇有经验，而且也愿意为中国尽点心力。当了解到在以往谈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亏而未成功时，陈宣远表示：“我看这样，我们拟定合资方案，要按能让国内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条件来办。我们的目的就是一个，只要能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

　　双方最后议定:各投资1000万美元建设建国饭店，饭店共528间客房，其中外方占49%的股权，中方占51%的股权，双方合作10年，10年后，中方只需花1美元就可购买外方所有股权。显然，这个条件对中方是十分有利的，而且中方所出的1000万美元全部是低息贷款，汇丰、花旗等国外银行都看好此项目，愿意提供贷款。

　　1979年6月7日，旅游总局向国务院报告了谈判进展，提出了中外合作建造和经营旅游饭店的意见。但由于当时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先例，国务院办公会议一时无法定夺，只好将意见上报最高决策层。旅游总局的报告在17位中央高层领导人手中流转，或圈阅或批示，邓小平同志态度鲜明：要旅游，就必须建造足够的上档次的旅游饭店。经过详细分析，他们都赞成旅游总局提出的报告，力主上马开工。

　　经过细致比较，地段决定选在建国门外大街，饭店拟建20多层，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但是建国饭店所选地址后面是国务院某部门的宿舍区，居民不同意，说遮挡了他们的阳光。最后商定在有宿舍的一边只建4层半楼房高，保证该部门居民所说在全年日照最短的冬至那天，阳光都能照到他们的一层窗户。在无宿舍的一边，也只建9层楼高。

　　建国饭店1980年6月破土动工。但是该部门的一些干部家属又称，在这里盖房既扰民，又影响风水。工地上白天竖起的篱笆，晚上就被偷偷破坏，搅拌机也被掀翻，工程无法进行下去。主抓这个项目的庄炎林心里很着急，多次交涉，毫无效果。廖承志同志对他说：“炎林，你立即起草一份报告，我报送中央，看谁还敢这样胡来!”报告送交到邓小平同志手里，邓小平同志看完后在上面批示：“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当即就让秘书传达下去，这才使工程得以顺利进展。

　　建国饭店破除重重阻力，于1982年4月顺利竣工。饭店引入了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实行“垂直领导，层层负责，分工合作”，把坐着服务变成站着服务。1984年7月，国务院发在全国推广建国饭店的管理方法。合资双方共同经营期满后，陈宣远不但按合同把饭店无偿交给中方，还于1988年向北京先农体育馆捐赠了北京第一所室内网球馆。建国饭店开业3年就收回投资，至今的26年间，28次获得“国际金酒店奖”、“国际质量奖”等国际大奖。

　　白天鹅宾馆

　　第一个BOT项目

　　在广州，爱国港商、著名实业家霍英东还采用BOT方式建设了白天鹅宾馆。所谓B0T合作方式，即由中方提供土地，外方投资建设，由外方经营若干年后无偿交给中方。1979年1月，霍英东先生得知内地决定对外开放，很高兴，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建造一家高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5年)，这是继建国饭店、长城饭店后又一家中外合作的高级酒店。

　　霍英东回顾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他还谈到在建酒店时，首先面临的就是内地计划体制造成的物资短缺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上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替代。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的红章。”后来，霍英东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他先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将开业日子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这一招居然还生效了，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7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日涌进了一万多市民。

　　兆龙饭店

　　对外开放的风向标

　　1978年秋，著名爱国爱港人士包玉刚第一次回北京，他找宁波老乡、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帮助安排住进了北京饭店。他在香港早听说北京的宾馆紧张，可一入住才知道，饭店只给他夫妇安排了一个套间。其他陪同人员，一时无法安排。包玉刚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先住下，有问题明天再说。”第二天，包玉刚走进旅游总局办公楼，看到总局都是几个人挤在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子办公，就对卢绪章说：“北京旅游饭店这么紧张，你这个旅游局长都没有办法，我打算给国家捐1000万美元，盖一个饭店和旅游局办公楼。”并提出了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要求：饭店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就叫兆龙饭店。

　　由于当时接受外资捐款许多人还有不同看法，旅游总局不敢立即答复。又等了一年多，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再次来北京与六机部谈订购船舶和合资经营问题。他再一次表达了捐赠的愿望，华国锋等领导对他这种热心祖国建设的行动表示充分肯定，同意接受这1000万美元捐赠。然而一些人还是坚持“不能接受资本家的礼物”、“不能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但几天后，国务院批准了这一报告。7月2日，国务院又正式确定由旅游总局负责选址建设。

　　经多方努力，饭店定址于白家庄。1981年3月13日，经国务院批准该工程列入当年中央部委在京建房计划，定名为兆龙饭店。1981年7月4日，陈慕华等领导和包兆龙、包玉刚父子参加兆龙饭店奠基。此后，包玉刚按承诺递交1000万美元的支票，竟一时找不到接收人。邓小平同志知道后，为表明对这件事的支持，决定由他出面接受这笔捐款。

　　兆龙饭店建设之初就确定了自己设计、自己建造、自己管理的方针。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些部门办事效率还很低，工程未能按建造协议的时间进行，直到1983年2月13日才破土建设，此前包兆龙先生已于1982年不幸逝世，没能看到工程动工，令包玉刚先生不满。1983年9月3日，邓小平同志得知情况后立即对加快工程进度作出批示，还亲笔题写了“兆龙饭店”4个字。

　　1985年10月25日，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和杨尚昆、万里、习仲勋、谷牧等领导同志率领20多位部委负责人，以及包玉刚先生和家人出席了落成典礼。在此前一天晚上，在京的60多位部委领导参加了开业晚宴，这种盛况是少有的，表明了中央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和对海外爱国同胞工作的关切。

　　中国向世界

　　敞开大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外国人士纷纷来到我们这块封闭多时的大陆。1978年接待入境的人数达180多万人次，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多万人次。但当时北京勉强符合接待外宾标准的饭店床位只有1000张左右，而且基础设施、服务态度、饮食起居、管理水平都与国外的星级宾馆相差甚远。当时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对外接待工作的同志，为了给外宾预订客房不得不清晨就赶到北京饭店去排队，即使这样还经常订不到房间，不得不让许多外宾挤在北京饭店的大会客厅里过夜等候。许多外国客人一下飞机，往往无法立即安排住宿，而是被拉到景点去游览。有些游客到北京时实在无处下榻，只好先被送往郊区、天津，甚至用飞机空运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到桂林的游客被安排打地铺，于是便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外宾住宿难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形象，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邓小平同志1978年10月9日指出：“利用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应该多搞一些点。昆明、桂林、成都都可以搞，一个地方设一两千个床位。”他还具体算了这样一笔账:一个外国旅游者如果在中国消费1000美元，中国一年接待1000万旅游者，就可以赚100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50亿美元。

　　国务院为此成立了由副总理谷牧、陈慕华，以及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等“挂帅”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这个特殊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放在1978年8月成立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内，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工作的常务副主任就是刚上任的副局长庄炎林同志。

　　建国饭店

　　敢于吃第一只螃蟹

　　要建立合资饭店，首要任务就是物色合作伙伴，然后是谈判、论证、签约。旅游总局一班人一年内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侨商、外商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洽谈，并就饭店的合作方式、建筑高度、材料装修、经营管理、偿还能力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和论证。

　　然而，当时“文革”刚结束，极左思潮的影响尚未消除。要利用侨资、外资建设高档旅游饭店，遇到很大阻力。与外商洽谈正在进行时，种种非议也同时传开了。“与一批一批的外国人谈判，听说宴请用的烤鸭，摞起来有一座饭店那么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啊?”“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成饭店、管不了饭店?要去求人家洋人，岂不是丢中国人的脸吗!”

　　在谈判中，外商曾向我方推荐一种装配式结构的速成房子，只要这边基础打好，国外房子的模具连同全套家具运来立即组装，饭店就可以马上营业。参加谈判的同志听了很感兴趣，邓小平、谷牧同志对此也很感兴趣。可是当这项工作还在洽谈时，有人却说开了：“沙石材料也要从外国进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还有人上纲上线地宣称：“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建饭店，非要交给外国资本家?简直就是卖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