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钓鱼执法事件当事人孙中界在听到调查结果时当场落泪，“终于还了我一个清白”。

　　在媒体和民意持续性的追问中，又一个在公众心目中早已有了价值判断结论的事件，终于迎来了本该属于它的结局。

　　虽然对相关责任人的问责程序刚刚启动，虽然对受害者孙中界的赔偿问题仍有待司法途径的最终确定，虽然此次事件的背后仍有诸多待解之题，比如对这种权力构陷的恶劣行政执法行为予以明晰界定，但就孙中界事件本身而言，舆论和民意、法律与正义，在这里看似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不过，这是一次惨胜，因为它纠连着一位无辜公民深深的泪与痛，因为它让地方政府公信力及形象再度蒙耻染垢，它甚至可能让更多的国民因此陷入更深的怀疑之中———它对社会法治秩序与法治信仰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就在钓鱼执法事件真相大白之后，上海某些相关官员非但没有反思反省，相反仍然执迷不悟。据10月27日《成都商报》报道，26日，上海市另一起“钓鱼执法”事件中的司机张军拿到了由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送达的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书。然而这时，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却发生了：闵行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黄江提出要和张军“谈谈”，让张军撤诉。张军怕影响公司正常工作提议到公司外谈，随即走出大门。这时，作为一名本该中立持平的法官，黄江竟然追上去，站在台阶上用手指着张军的鼻子大声呵斥：“张军，你要听话，给我回来。”“

　　近日，一些专家在媒体上发表观点认为，孙中界事件的发生和最终结局，有助于弥补法律漏洞，推进中国法治文明的进步。

　　虽然专家的解读似乎也是一个参考视角，然而，这个冷静理性的观点，真的站得住脚吗？

　　毋庸回避，中国的法治文明当下仍处于基础性构建期，它存在若干短板或不足，亦不妨将其视作发展中绕不开的问题。

　　可是，如若这一外部性推进，总是以无辜公民的悲情与创伤、泪与痛的极端面目呈现，我们的解读还能如此淡定和冷静吗？